信贷控制的松动，已经成为继出口退税部分回调之后，宏观政策微调的另一项重要内容。

根据《财经》记者向众多大型银行和监管人士处了解的情况，7月底央行已经同意全国性商业银行下半年贷款规模增加5%。这比市场原先预期的4000亿元要少，显示出央行“继续从紧，适度调整”的货币政策取向。

跟去年不同的是，去年信贷增长是“前高后低”，而今年信贷控制的“前紧”为“后松”创造了条件。今年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同比增长14.1%，较去年同期的16.5%下降了2.4个百分点。

不过，信贷放松仍然没有改变政策从紧的趋势。虽然央行今年年初没有公布信贷控制的基本目标，一般认为，今年原定的信贷控制目标为3.6万亿元，即与去年的增量持平，那么今年的信贷增速应为13.9%。

假设全年平均上调5%（国有银行的贷款占比约为70%），约增加1800亿元。如果此假设为真，今年的信贷增长将达到14.6%，仍低于去年16.1%的水平。今年上半年实际新增人民币贷款2.5万亿元，按照原来的控制目标，下半年新增贷款只有1.2万亿元。信贷放松，实际使得下半年可贷资金增加了15%。

过去的经验表明，信贷增长的速度一般会与名义GDP的增速相当或略快。假设今年真实GDP增长10%，CPI在7%，名义GDP增长大约会达到17%，比政策放松后信贷14.6%增长仍然快2.4个百分点。相比之下，去年名义GDP增长17.7%，信贷增加了16.1%，信贷环境略为宽松一些。

与以往的宏观调控一样，本轮调控的基本假设是，外部环境是相对稳定的。然而，从去年下半年以来，美国经济受次贷危机和高油价的影响出现了明显的滑坡，最近欧洲和日本的经济放慢迹象也越来越明显，新兴市场经济受高通胀困扰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在外需放慢趋势之下，国内调控政策的松动应在意料之中，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政策的弹性。

然而，信贷政策的松动能否精确定位，达到预期的效果，仍然有不确定性。

首先，金融机构的平均存贷比水平持续下降，到今年6月降到了65.2%的新低，但中小银行仍然有面临流动性不足的可能。在全国大约2.4万个县级信用联社（或合作银行）中，有约1.4万个联社仍然实行年初14%的存款准备金要求，这有助于缓解这些区域性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压力。除非将这一政策扩大，否则，其他没有享受优惠存款准备金率的中小金融机构，将有可能面临可贷资金匮乏的窘境。最近人民币升值有所放缓，甚至出现了贬值，这意味着市场的人民币流动性有所改善。

其次，存在着地方政府项目挤占银行贷款的可能性。由于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地方政府来自土地的收入大幅缩水，而原来的一些地方建设项目却是按照土地收入高增长来安排的。同时，由于自然灾害的影响，地方政府的开支却呈刚性增长。这使得受地方政府影响较大的地区性中小银行的贷款有可能向地方政府支持的一些项目倾斜，挤出了对中小企业的贷款。

第三，信贷政策调整的效果还有赖于金融机构的效率。美国次贷危机的一个重要后果是，由于投资者对风险溢价要求的提高，出现了金融机构“惜贷”的现象，从而出现信用紧张。当中国经济放慢、市场信用风险提高的情况下，金融机构的一个正常反应应该也是“惜贷”。事实上，一些地方的金融机构没有完全用足已有的信贷规模，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银行的谨慎态度。但是，信贷政策的放松却在一定程度上鼓励金融机构反向操作，希望通过银行救助企业的方式来防止企业倒闭，以达到稳定经济和就业的目的。一些企业也有可能趁机向银行要求更多的贷款。因此，银行能否坚持商业的原则，在新增贷款的使用上谨慎筛选高质量的客户，关系到未来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

最后，过分依赖信贷政策干预经济，银行有可能不得不承受经济放慢和结构调整的风险。这一轮的经济放慢与结构调整重叠，如果外部经济疲态不改，大宗商品价格高位振荡，结构调整的压力将会持续下去，甚至有继续升高的可能。避免银行单独承担结构调整风险的惟一办法是，发展公司债市场。更为重要的是，在结构调整中，企业破产在所难免，鼓励企业并购则可以减少转型痛苦，公司债市场的发展为企业并购提供长期融资平台，还可以让市场来决定企业的优胜劣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