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7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英国《泰晤士报》发表了“G20会议应具有超出20国本身的视野”一文，就“能否在短期稳定全球经济，长期解决全球结构失衡问题方面达成共识”这个问题明确阐明了中国政府的看法。

这篇文章承认，中国政府今年提出的“保八”是一个高目标。这一目标的主要制约因素来自外需的萎缩，因而必须通过“扩内需”来实现经济的平稳增长。去年11月中国政府提出的“4万亿”刺激经济方案的重点仍然在投资，主要是因为投资增长被认为是短期内稳定经济的最有效手段。

投资增长对稳定经济增长的作用，一方面体现为内需的快速扩张，可以缓解一些制造业企业面临的需求不足的局面，防止经济进一步下滑的风险；另一方面，投资增长可以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而“保就业”可以稳定消费者的收入预期，是消费增长的重要支柱，这隐含着间接地刺激内需的另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消费需求。

目前，全球经济深陷危机的泥潭，结构性失衡是始作俑者。从这个角度来看，超越有“发达国家俱乐部”之称的G7或G8，而创建新的G20协商机制，就是因为全球主要国家的领导人都看到了诱发危机的真正根源，没有发展中国家的参与，纠正全球失衡无疑是孤掌难鸣。

鉴于此，中国政府将“调结构”作为保增长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经济回暖和可持续增长的长久之计。我们认为，“调结构”的内涵非常深远，不仅包括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包括现有依赖外需增长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以及产业优先发展顺序的调整。如果结构调整成功，中国将从数量型增长转向质量型增长，内需结构也将发生重大的改变，消费占整个经济中的比例将逐渐上升，预示着未来较长的时间里，中国投资的增速将低于消费增速。

王岐山的文章还首次明确指出，制约中国外需增长的两大因素是全球经济衰退和贸易与投资领域内的保护主义。事实上，全球贸易的过快萎缩，不仅危及了出口国的经济稳定，也会抬高进口国的物价，拖累进口国的经济复苏。因此，在反对保护主义方面，G20不仅应该达成高度的共识，还应该在WTO的框架内实施改革，以防止隐性的保护主义，还应该承诺重启多哈回合谈判，宣示反保护主义的决心。

在这次危机中，中国政府在反保护主义口号与行动方面总体上是一致的。中国与多个国家签订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中美两国进出口银行洽谈签署了200亿美元贸易融资协议，并组织企业采购团赴欧洲采购，同时，还继续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等。这些措施缓解了贸易融资的困难，有利于国际贸易的正常开展，缓解了贸易停滞对各国经济带来的二度伤害，是一个多赢的策略。

在短期之内，中国经济的稳定，将为其他经济的稳定带来信心和希望；从长期来看，中国的结构调整，特别是消费的增长很可能是未来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这些是G20峰会得以举行并取得成果的支撑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