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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转型到关键时刻筹谋全球制造业中心

中国现行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到了转型的关键时刻。

在人民币升值和原材料涨价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中国的很多产业正被推上被迫升级的轨道。或许,这是中国由世界工厂转变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契机。

当然,伴随着一过程的,必然是某些企业的痛苦以及失业的增加。对政府来说,如何利用财政等手段去帮助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利益受损者,是转型顺利推进的必要配套措施。

为此,中国现在最急迫的可能并不是简单的反通胀,而是对未来的中国经济做一个前瞻性的通盘考量。

宏观政策的取舍难度骤然升高

2007年,中国外贸顺差过大加剧了国内流动性过剩的状况,信贷和投资增长推动了经济的高增长,结果在方向上是一致的,那就是经济过热和高通胀,以及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相应的政策取向也比较明了,那就是“双防”,即防过热和防通胀。

2008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出现了多变量、多方向的变化,包括美国经济衰退、大宗商品价格急剧上涨、自然灾害频发,再加上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如果考虑政府对通胀有一定影响力的话,今年不可控的因素达到了三个半,这些因素与其他宏观经济变量相互作用,使得宏观政策取舍的难度骤然升高。

第一,虽然美国次贷危机意外地起到了抑制出口、平衡贸易的作用,外贸顺差也出现了近年来少见的负增长,但由于投资者持有美元资产的兴趣大减、对人民币资产的兴趣大增,外资流入依然强劲,流动性过剩依旧,甚至有恶化的趋势。

第二,经济增长由于信贷控制和外需放慢有下行的趋势;同时,由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屡创新高,国内生产成本快速上升,尽管食品价格有所回落,但整体通胀水平的走向仍然不明朗。

第三,政府出台了近年来较为严厉的信贷控制、价格管制政策和高补贴政策,其目的是希望价格水平能够在短期内有所下降,但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使得政府的高补贴政策难以为继,能源价格被迫调整,灾后重建所需的巨额投资也使信贷控制出现了局部松动。自然灾害还局部刺激了物价上涨,延缓了通胀下行的步伐。

第四,去年下半年以来,美联储大幅减息压缩了人民银行加息的空间。除了信贷控制之外,今年货币政策从紧主要体现在存款准备金率的大幅上调,但由于资产市场不景气,市场利率(如银行同业拆借利率)的稳中有降很难让人与信贷紧张联系在一起。

第五,作为货币政策从紧的一部分,今年人民币升值的步伐较去年明显加快,这虽然有助于减轻进口价格上升对通胀的压力,但同时在短期内吸引了大量热钱的流入,抑制通胀的任务还没有达成,但一些企业面对外需放慢和人民币升值压力或歇业或撤离中国,人民币一次性升值和一次性贬值的呼声此起彼伏,市场分歧由此可见一斑。

不可控因素增加了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一些指标开始偏离原有的“均衡”,向极端发展,已经很高的可能更高,已经很低的还可能更低。在这样一个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中,我国传统增长方式中一些既有的缺陷可能会被放大,政府政策不可避免地成为市场与政府博弈的焦点,政策的稳定性受到考验。一般而言,高风险是投机者的天堂,但却是投资者和决策者挥之不去的梦魇。

增强经济发展的独立性

从内外部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我国已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到了转型的关键时刻。传统增长模式的核心是主要投入品(如土地、劳动力、利率和汇率、能源和其他资源类产品,以及环境成本)价格的扭曲,低投入品价格使得企业获得了超额利润,这样的高利润又极大地刺激了投资,投资则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这一模式的特点是出口的高增长与投资的高增长相辅相成,出口高增长是投资高增长的前提。

今年以来,这一增长方式面临双重挤压。一方面,外需放慢抑制了出口增长。受美国次级债危机的影响,美国经济放慢明显;加上欧元相对于美元的快速升值,欧洲经济也出现了放慢的趋势;新兴市场经济受高油价的影响,通胀压力明显上升,一些经济出现了硬着陆的风险,我国出口的形势短期之内不容乐观。如果按照价值计算,今年1-5月份,我国出口增长虽然较去年同期有所放慢,但仍然达到了22.9%;但如果按照出口量计算,今年的出口增长已经从去年前五个月的23.3%大幅度下降为今年的10.7%,结果外贸顺差同比下降了8.6%。

另一方面,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暴涨推高了国内企业的生产成本,一部分企业出现产能闲置,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名义上仍然保持在25%左右,但考虑通货膨胀后的实际增长明显放慢。今年1-5月份的进口总值增长了30.4%,但进口数量(其中主要是食品和其他大宗商品)却从去年同期增长12.9%放慢到了10%。进口同样数量的商品,中国企业额外支付了大约5000亿元人民币,约占去年1-11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的22%。成本上升部分抵消了我国低投入品价格的优势,再加上外需不足,工业产出增加值从去年19%的高增长下滑到了今年的16%左右,而产能过剩的压力最终有可能制约投资的增长。

只要我国经济保持高增长,其对大宗商品进口的依赖必然会导致高价格,这就是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繁荣中所谓的“中国因素”,这表明,中国的快速增长事实上推动了国内投入品价格的进一步扭曲。最近以来,国际油价再创新高,达到了每桶140美元以上的高位,中国企业在未来一年从澳大利亚供应商手中购买铁矿石的价格上涨接近100%,这意味着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在短期内难以回落。如果国际市场油价继续走高,引发全球经济滞胀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对我国而言,这会进一步加剧外需放慢和投入品价格调整的压力,今年下半年经济在上半年已经放慢的基础上继续滑落的可能性较大。

如果出口和投资增长的疲态不改,消费增长将是稳定我国经济增长的唯一途径。但是,在通胀的环境中,政府很难出台刺激消费的政策。更为重要的是,通胀进一步削弱了消费者的购买力,银行存款利率实际上高达4个百分点左右的负利率相当于让消费者承担了巨额通胀税,这些消费者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投资机会较少的中低收入家庭。同时,股票市场的深幅调整和房地产市场的不确定性,其“负财富效应”抑制了消费者的消费意愿。即将举行的奥运会对消费是利多,然而过去的经验表明,每当美国经济放慢的时候,由于出口收入下降,我国的消费增长通常也会跟着放慢。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价格改革推动了最终商品或下游产品价格的正常化,这一过程最终在九十年代得以完成,结果是终结了这之前长期存在的短缺经济,但是由于主要投入品的价格依然被扭曲,我国经济很快就发展成为过剩经济。我国传统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核心将是投入品或上游产品价格的正常化,对中下游的制造业而言,也是成本的正常化。成本正常化将分两部分完成:一是收入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重新分配,通过提高工资增加居民收入;二是财富在国家或国有企业与家庭之间的再分配,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居民收入占GDP比重的提高有利于提升国内消费,减少对外需的依赖,增强经济发展的独立性和可持续性。同时,提高能源等投入品的价格有助于改善资源的使用效率,降低对国外资源类产品的依赖,使得全球的大宗商品价格趋于正常化。

经济转型的两个阶段

经济转型将有可能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这主要表现在成本正常化对制造业企业利润空间的持续挤压。最新资料表明,生产成本的上升已经挤压了上游资源类行业的利润。今年1-5月份,主要处于上游产业的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增长已经从去年同期的40%以上大幅下降为今年的1.5%。除了生产成本上升之外,政府的价格控制也是主要原因。随着国内能源价格开始调整,利润挤压有可能向中下游的制造业扩散。

由于我国大多数中下游制造业的市场集中度较低、竞争充分,单个企业缺乏定价能力,贸然提价可能会面临失去市场份额的风险。除非企业能够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率,否则投入品价格的提高更多地意味着利润空间的缩小。调查表明,国内沿海地区出口企业平均只能将生产成本上升的25%左右通过提价的方式转嫁给下游企业或消费者,剩下的主要靠企业内部消化,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在过去很长时间内重工业PPI的提高并没有导致轻工业PPI的提高,或者PPI与CPI之间的传导机制不是很通畅。

作为经济转型的一部分,成本正常化(即国内生产成本的上升和人民币升值)必然会导致一部分企业的财务困难甚至倒闭,这应该是意料之中的。一部分企业由于只能在主要投入品扭曲的情况下才能生存,成本正常化的过程就是这些企业被自然淘汰的过程。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相对成本优势将决定企业的命运。一个企业的成本相对较低,尽管该企业也会面临利润挤压,但其生存下去的概率将大大超过成本较高的竞争对手。具有成本优势的企业将会发现,当竞争对手出现财务困难的时候,也是自己通过企业并购低成本扩展市场份额的过程。在行业整合的过程中,如果该企业能够在一系列的并购中胜出,它就有可能获得相关行业或产品的定价权,未来生产成本的上升即意味着产品价格的上升,到那时成本上升就会带来消费品价格的上升,即通货膨胀。不同的行业由于平均利润空间不同,行业整合所需的时间也不尽相同,我们估计,大部分行业完成整合大约需要5-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进一步推而广之,当国内行业整合基本完成的时候,人民币单边升值也已经或将要结束,到那时,国内并购的领先者会发现,较大规模海外并购的时机已经成熟。如果该类企业能够在海外并购中进一步扩大其在全球的市场份额,就有可能获得全球范围内的定价权,这样的企业最终有可能成长为世界级企业。到那时,我国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地位将可以最终得以确立。

我国制造业能够完成两阶段整合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基本判断:第一,我国制造业的人工成本优势将会保持较长的时间。目前我国制造业的平均人工成本只有美国的5%,根据韩国和台湾地区的经验,即使人均GDP达到15000美元,其人工成本也只及美国的25-50%,而人均GDP从2000美元提高到15000美元在韩国和台湾大约花了30年左右的时间。第二,大国优势使得我国制造业的产业链条不断拉长,制造业的规模优势将逐渐显现出来,越来越多的企业将会从中获益,将规模优势转化为研发、品牌和市场营销、信息和人才等方面的竞争优势。第三,成本正常化的过程将是消费逐步做强的过程,中国作为一个消费大国完全可以独立支撑起一个较大规模的制造业。

平滑转型:既要“防”也要“扛”

我国宏观经济目前面临的不确定性既是挑战也是机会,经济转型的过程可能是痛苦的,但前景将会更加诱人。是顺势而为推动转型,还是原地退缩,决定了转型所需的时间和成本,更重要的是决定了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质量和竞争优势。这需要有前瞻性的政策设计,并且需要贯彻政策的勇气,对转型中出现的一些过渡性问题既要“防”也要“扛”,通过“以时间换空间”的方式逐步实现平滑的转型。

首先,对通货膨胀要“防”但也要“扛”。成本正常化是经济成功转型的应有之义,主要投入品价格的自由化和刺激消费的政策都具有通胀性质。从某种意义上说,转型的过程就是农产品或食品价格的提高,能源价格的提高和人工成本提高等带来的通胀过程。过度强调防通胀,特别是通过价格控制的方式防止通胀有可能与转型的方向背道而驰。适当地“扛”通胀,或者容忍稍高的通胀水平,能够为转型创造空间。

价格改革永远没有最佳的时机。从社会稳定和经济稳定的角度来看,将通胀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具有合理性,但不能由于担心通胀而放弃价格改革。一般认为,粮食价格和能源价格的改革因其特殊性需要“择机”而行,以防止其对通胀的冲击。然而,如果在通胀的环境中不能改革和调整价格,在通缩的环境中更加不能改革价格,因为在后者,或者由于需求疲软价格难以上调,或者由于担心价格上调带来经济的进一步滑坡,或者在没有价格压力的情形下调整价格的动力不足,结果可能是一样的,即通胀时价格不能理顺,通缩时价格更难以理顺,通货膨胀虽几起几落而价格扭曲依旧。

事实上,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的价格改革虽然遇上了1988年和1994年的两轮高通胀,但消费品价格的正常化最终顺利完成,这主要归功于价格信号对供给起到的良好引导作用,而供给增长最终为平稳物价创造了条件。新一轮投入品价格改革的成功与否取决于行业并购和消费激励,行业并购可能减轻转型过程中就业的压力,而消费成长在为企业创造了新需求的同时,也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假以时间和决断力,相信改革应该可以像上次一样达成目标。

通胀是经济问题,但从社会稳定的角度来看,也是政治问题,因此“扛”通胀也需要有适当的制度和政策保障。应对转型中的通货膨胀,需要改变现有补贴生产者的做法,这是因为补贴生产者舍弃了市场价格的信号作用,鼓励消费浪费,如粮食和能源是两个典型的例子。另外,补贴生产者等同于补贴所有的消费者,我国作为一个出口大国,也就相当于中国在补贴全球的消费者。一个基本不影响市场效率且成本要便宜得多的政策选择是补贴目标消费者,即低收入人群。从补贴生产者到补贴消费者的转变,可以增强经济和消费者对通胀的承受能力,使得“扛”通胀的过程更为顺利。

其次,对人民币升值过程中的热钱流入和投机行为要有充分的准备。由于热钱攻击导致亚洲金融危机已经时隔11年,但人们对热钱的威力仍然记忆犹新。关于控制热钱的政策讨论也非常热烈,其中也有不惜以人民币贬值的方式打击市场对人民币升值预期和热钱投机的呼声,最近外管局出台的政策收紧了对贸易往来资金的审查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政府对热钱的担心。

人民币渐进升值是次优选择,从某种程度说,现在热钱流入就是对过去人民币汇率扭曲不得不支付的成本。事实上,打击热钱最有效的办法是人民币一次升值而不是相反。这是因为,人民币暂时贬值固然可以降低市场对短期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但却有可能增强市场对未来人民币升值的预期,结果短期热钱流入减少却以长期热钱流入的增加为代价。而如果人民币的一次性升值的幅度足够大,就可以消除人民币继续升值的预期,但由于一次性升值带来的对企业、经济和社会的巨大不确定性却足于让这样的政策建议永远停留在纸面上。因此,政策选择的结果必然是人民币渐进升值,尽管不是最优,也是次优。

解决热钱问题的关键是改变人民币单边升值的预期,只有当人民币升值到一定水平,有投资者愿意做空人民币的时候才有可能实现,这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实现。在这之前,人民币渐进小幅升值的结果必然是持续吸引更多的外资流入中国,其中不乏套利人民币升值者,只要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没有改变,热钱流入将有可能持续下去。

如果由于担心热钱的冲击而停止升值或回到对经常帐活动的管制,不利于减轻或消除汇率扭曲,为此所支付的成本必定不菲。一个成本相对较低的做法是政府相关部门公开宣布对热钱进行调查,调查的方式以随机抽查为主,对经常帐(如贸易)或资本帐(如FDI)资金流动中有热钱嫌疑的企业进行公开调查。另外,政府也可以采取适当措施鼓励长期投资,如提高银行中长期存款的利率而将短期存款利率保持在较低的水平。

第三,对利润挤压、企业破产和失业,以及行业并购要有足够的应对措施。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国有企业的“抓大放小”导致了大量国有企业职工的下岗,在下一步的经济转型过程中,企业面临利润挤压,出现财务困难甚至破产的可能性将会逐渐增加,这有可能导致新一轮的失业高峰,由于这些企业大部分是劳动力密集的中小企业,失业的规模很可能超过上一次的国有企业改革。

为了不因失业压力上升而使得转型逆转,中国需要及早采取相应对策:第一,通过消费和相关行业的发展吸纳部分制造业的工人。消费行业特别是服务业属于劳动力密集型行业,交通运输、医疗、金融服务业等都会随着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而蓬勃发展,政府政策应该鼓励相关行业的发展并同时提供及时的培训和资讯服务。第二,降低行业并购的门槛,推动行业整合。这包括发展公司债市场,为并购企业提供长期融资的平台,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企业通过银行贷款的方式去收购一家企业;修改相关法律条文,特别是出台鼓励并购的税收政策,防止地方保护主义干扰正常的并购行为;同样重要的是,要完善反垄断法,约束企业行为,鼓励公平竞争。第三,适当调整宏观经济政策,防止出现大规模的企业倒闭和失业,完善失业救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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