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关于工资增长的需求引发投资者对中国大陆通货膨胀的高度关注。中国将会进入一个工资膨胀时期。但是工资膨胀不可能过快。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台湾和韩国的经验表明，当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时，工资会出现明显的膨胀。2008年，中国人均GDP刚好超过3000美元。不过，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工资膨胀及其后果不可能像台湾和韩国那样严重。

　　工资提高对工业竞争力和通货膨胀的不利影响，会部分地被其他有利的方面所抵消。生产者会在国内消费和信贷扩大的帮助下，更加致力于生产率的提高。政策改革也会努力消除工资膨胀造成的挤出效应。如果中国能够很好地处理工资膨胀，这将是一个把中国从世界加工中心转变为世界消费市场的契机。

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拐点首先会出现在农业部门，然后是工业部门。在一个劳动力过剩的经济体中，城乡生活成本的差距反映在工业工资总体上高于农业工资的双重经济现象中。当劳动力过剩现象消失时，工资的上涨首先会出现在农业部门。

　　农业部门的刘易斯拐点在2003年已经到来。从2003年开始，中国的农业工资明显上涨。为了抑制农村工资上涨，从而推高农产品价格，中国政府在2006年废除农业税，并补贴农业生产。

　　制造业部门的工资增长需求，意味着中国进入第二个刘易斯拐点。因为中国工资数据不全以及可能存在虚报现象，要从数量上确定工资随着时间的变化比较困难。2004年以来，平均工资增长率和制造业工资增长率分别为16.2%和14.6%，都小于人均GDP增长率17.7%。考虑到可能存在的虚报，实际工资增长率甚至更低。

　　1980年到1987年，韩国和台湾的人均GDP增长率分别为10.7%和12%，每小时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保持相对稳定。之后，韩国和台湾的相对劳动成本开始猛增。1997年之前，台湾和韩国的相对劳动成本提高了5%至10%，分别达到美国的30%和40%左右。此时，台湾和韩国出现刘易斯拐点。

　　与台湾和韩国相比，中国大陆的制造业部门尚未经历刘易斯拐点。2000年中国制造业的工资只相当于美国的3%，2007年也只是6%。与印度和越南相比，中国的劳动成本增长速度处于中等水平。直到2007年，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变化仍然处于早期阶段，工业部门的刘易斯拐点还没有出现。

　　但是，中国即将面临工资膨胀，正要出现刘易斯拐点。一个国家在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时，会出现相对劳动成本跟美国相比迅猛增加的情况。中国的人均GDP在2008年首次超过3000美元，达到3412美元，刘易斯拐点即将出现。

工资通胀

　　近期的工资上涨需求，是对中国工资的增长长期受到抑制的反映。亚洲金融危机以前，非农业工资总额占名义GDP的比例增长缓慢。特别是非熟练劳动工资增长率远低于名义GDP的增长。劳动所得在整个经济体中比重的降低，拖累了中国消费对GDP的贡献率。

　　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的工资差距也不断拉大。2000年到2008年，非国有企业工资相对于国有企业工资的比重从115%下降到92%。国有企业集中于垄断行业，获得了比非国有企业更快的工资增长率。

　　中国大陆可能进入工资相对较快增长的时期，特别是在非熟练劳动力市场上。假设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可以像台湾和韩国一样达到美国的30%和40%，那么，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必须分别以每年12%和16%的速度增长。但是，中国城市化率仅有45%，所以劳动力成本增长率不可能达到台湾和韩国的水平。

　　我们预计，非熟练劳动力市场工资将在未来五年内翻一番。熟练劳动力市场上工资增长，应该与名义GDP12%左右的增长相同步。由于政府的控制，国有企业部门工资的增长会相对较慢。

后续效应

　　台湾和韩国的经验表明，工资和通货膨胀正相关。台湾的通货膨胀率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近十年中，稳定在4%左右。而韩国同期通货膨胀率超过6%，甚至在1991年的很短时期内超过9%。

　　中国大陆工资上涨对通胀的影响不会那么显著。中国历史数据表明，工资膨胀和通货膨胀之间没有确定的关系。这部分是因为工资压制，部分是因为中国的通胀更多地由外部需求所决定。所以中国通货膨胀率稳定在4%以上是可能的。

　　劳动收入上升会推动消费增加。在台湾，私人消费在GDP中的比重于1988年达到最低点47.7%，到2000年上升到60%；在韩国，私人消费在GDP中的比重于1988年下降到49.1%，到2000年上升到55%左右。这说明出口导向增长模型倾向于在发展的早期阶段扭曲国内工资，然后在工资上涨的压力下使内外需求的增长重新达到平衡。

　　中国大陆消费在未来的十年中也会有出色的表现。中国私人消费占GDP的百分比可能在35%左右见底回升。其上升的速度取决于工资的增长，以及政府支持国内消费的政策改革。中国的私人消费在未来十年中可能会提高5%至10%，并在2020年达到40%至45%。不断提高的劳动收入有利于所有的消费部门，尤其是电子、经济型轿车和包括旅游、教育在内的服务业。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公司在工资膨胀环境中取得成功的关键。2005年到2007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而实际工资增长率为11%。根据世界大企业联合会的统计，从2001年开始，中国雇员的人均GDP年增长率平均每年10%左右。2000年到2009年，中国年均通胀率为2%左右。因此生产率的提高支撑了年均12%左右的名义工资增长率。如果通胀率为4%，公司的劳动成本增长率会达到14%。除非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能够进一步提高，否则，高达14%的名义工资增长将会减少公司的边际收益。

　　我们认为，以下几个方面会有长足的进展。首先，公司会倾向于购买技术和设备以提高自动化。其次，在研究开发领域投入较大的公司需要提高他们的竞争优势。再次，随着工资的提高，公司倾向于雇佣熟练的劳动力，增加对教育和职业培训的需求。

　　中国需要努力平衡工资上涨和GDP增长。未来五年中，家庭收入的翻番有助于中国结构的平衡。然而，家庭收入的增长不能仅仅依靠工资的上涨，包括投资在内的非工资收入也应该得到提高。

　　旨在提高政府效率的政策改革，需要降低工资膨胀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工资增长会再分配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收入。而个人所得税的降低会再分配政府和家庭之间的收入。固定工资市场的发展会提高家庭的投资所得。一个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也会减少保障性存款的需求，促进消费。

　　工资膨胀提高近期利率上涨的可能，却缓解了汇率上涨的压力。工资膨胀是通货膨胀性质的。因此，如果通货膨胀超过4%，利率提高的概率会比较大。然而，工资提高会减少近期对人民币重新估价的要求。随着国内需求超过国外需求，中国的经济会更加平衡。

　　作者为花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