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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改变中国——规模、结构与路径

文 | 沈明高 陈蒋辉
核心观点
消费改变中国,也将改变世界。中国大国的优势,在于不需要依赖外国需求来实现本国的消费与制造业升级。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23日召开会议,时隔三年再提“扩大内需”,此内需或与之前的内需不同,扩大国内消费很可能成为“新内需”。
 
在未来30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现代化的实现,取决于能否在确保制造业全球份额基本稳定甚至略有增长的前提下,大力提升消费占比。2016年,中国制造业占G20的比重为34.8%,而居民消费占比仅为10%。
 
中国消费潜力即是经济增长的韧性。根据国际经验估计,未来30年,按不变价计算,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大约将增长4-7倍左右;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名义消费增幅或可能会高达18-32倍左右;而如果维持过去30年中国名义消费支出增速,年均增长14.1%,人民币计价的中国名义消费支出将增长52.5倍。
 
从消费结构看,目前中国居民消费大致相当于美国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五十年代和韩国八十年代。在东部较发达地区,非必需品占比已接近60%,与日本相同人均GDP时的水平相当;30年后,这一比率可能接近80%,同时必需品消费支出占比可能减半。
 
消费改变中国的方方面面,最重要的是以下三个方面:通过消费升级带动制造业升级,也只有消费升级,才能带动制造业升级,制造业升级反过来又是消费可持续升级的必要条件;从出口大国到消费大国的转变,中国或从外贸顺差国转为外贸逆差国;消费驱动的外贸逆差,是人民币先区域化后国际化的基础性支撑。
 
如果维持过去10年的消费增速,20年后,中国有可能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布局中国消费升级,就是布局中国的未来,这需要把握以下几个关键词:品牌、标准化、代际升级、新业态、世界级企业。
 
美国发起的贸易摩擦或“贸易冷战”,或许曾经成功地遏止了苏联、德国和日本的崛起,但这一招对于中国不一定适用。如果能够利用好大国消费的规模优势,中国可以化解贸易摩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
 
正 文
 
新时代中国经济增长的逻辑将发生根本性变化,消费而不是出口和投资,将改变中国。
 
从内在逻辑来看, 这样的改变已经在发生。 出口撑起了过去 40 年中国的工业化, 而消费将是未来 30 年1中国现代化的可持续动力;惟有消费升级,才能带动制造业升级,而制造业升级反过来又是消费可持续升级的必要条件; 如果转型成功, 未来 30 年, 中国将从出口大国转变为消费大国,从贸易顺差转为贸易逆差,从工业化走向现代化。
 
中美贸易摩擦将加速中国经济向消费转变的进程。世界两个大国的贸易摩擦,有贸易争端、有技术遏制,也有实力较量,但其背后的实质,是两个世界级消费中心的竞争,即现在的美国和未来的中国。因此,应对美国发起的贸易摩擦甚至“贸易战” ,有很多方法(如报复措施、补贴措施等) ,但这些措施或多或少都是有代价的, 不少是“零和游戏”;只有鼓励消费将使中国处于战略有利地位,对内可以继续推动制造业升级,保持适度经济增长,对外可以化解“遏制中国” 的力量, 更为人民币国际化打开突破口。
 
一、 中国消费的潜力
 
从总量来看, 由于大国效应, 中国工业化在国民富起来之前就已经完成了大部分。 按照Maddison Program 基于购买力平价的计算, 在目前的人均 GDP 水平下,中国制造业占 G20的比重高达 34.8%,较同一人均 GDP 水平时的日本高 25.6 个百分点(图表 1) 。尽管相较于图中美国的最高点 48%,仍有 10 多个百分点的差距,但美国的这一个高位发生在全球业化水平还比较低的 1966 年。在目前基础上, 中国制造业占比继续升高, 无疑将会挤压其他国家的市场份额,甚至导致贸易摩擦。 事实上,美国制造业占 G20 的份额,已经从1966 年的高位跌去一半以上至 2016 年的 21.7%。与中国制造业总量的强大相比,中国消费力量明显较弱。 2016 年,中国居民消费占 G20 的比重仅为 10%, 不到同期制造业占比的三成(图表 2)。 德国和日本的消费占比与其制造业占比几乎同起同落,美国是例外, 在其制造业占比跌去一多半的 50 年间,居民消费占比仅下降了 7.6 个百分点。
过去 40 年, 工业化带动了中国整个经济崛起。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 GDP 已经超过美国,全球从美欧世纪, 将再次轮回到中印世纪(图表 3)。
 
然而,对中国而言,过去的 40 年不可完全复制,也难以从过去的 40 年外推未来 30 年。1978-2016 年的全球经济增长中,消费与投资增长基本同步。 这一期间,扣除物价因素,全球消费增长了 2.9 倍,仅略低于投资 3.2 倍的增速(图表 4)。 相对来讲,中国式崛起,出口带动投资, 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发动机。 与世界同期水平相比,中国出口、投资和消费的增长倍数分别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29、 18.5 和 7.1 倍。
不同的数据都支持这么一个判断, 即中国的消费相对滞后。中国出口、投资和消费占 G20的比重分别从 1980 年的 1.6%、 2.2%和 1.4%,快速提升至 2016 年的 22.0%、 27.9%和 10.1%,消费没有同比例增长(图表 5) 。这个图也说明,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相对于国内消费和出口的投资过度,是之后出现产能过剩的主要原因。 2016 年,中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仅为同期美国的 6.9%,同期, 韩国是美国的 33.6%,且从 1970 年以来一直没有低过 10%(图表 6) 。
从 G20 的经验来看,发达国家消费占 GDP 的比重较高,但占高并不一定是发达国家。特别之处在于,中国居民消费占比为 G20 新兴市场中第二低,仅次于沙特(图表 7)。这里面,有中国消费被低估的成分, 主要是由于非正规经济的比重相对较大, 但中国的消费数据总体上符合过去中国投资、出口主导的增长模式特征。
 
未来三十年中国消费增长的潜力和规模,可以通过以下两个方法来推算。
 
1.1 人均消费水平
 
中国人均消费占人均 GDP 的比例从全球范围内来看明显偏低。按照世界银行 2010 年不变价美元计价, 2015 年,中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 2337 美元, 是人均 GDP 的 36%(图表 7) 。
 
在全球 74 个人口超过 1000 万的国家中,人均 GDP 与人均消费存在非常强的正相关关系(图表 8)。 如果我们将中国 2015 年的人均 GDP 代入图表 8 中的经验公式,发现中国在2015 年的人均消费应该达到 3765 美元(2010 年不变价美元) ,对应消费 GDP 占比应为58%,与实际相差 22 个百分点。
1.2 消费总量
 
过去三十年,尽管滞后于出口和投资增长,中国消费总量在较低的基数上仍然增长了11.2 倍,远快于发达国家和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图表 9)。
 
按照可比的人均 GDP 水平, 中国目前的发展水平大致相当于美国 1934 年, 日本 1957 年,以及韩国 1987 年。按照 2010 年不变价美元计算,倘若参照美日韩的发展路径,可以推算出中国 30 年后人均 GDP 在 20466(美国路径,该路径部分是受二战影响)至 34332 美元(日本路径) 之间, 韩国路径非常接近美日均值, 为 27031 美元。
 
我们可以用两个方法推算三十年后中国人均消费规模:
其一, 用人均消费与人均 GDP 的相关关系来确定。将上述美日韩人均 GDP 代入图表 8 的公式,按 14 亿人口推算,日韩美三个路径可以得到 30 年后中国消费总规模分别为 26.9、21.3 和 16.1 万亿美元,分别是 2017 年居民消费规模的 7.2、 5.7 和 4.3 倍。
 
其二,用美国、日本和韩国相应年份的人均消费支出与人均 GDP 关系来确定(图表 10) 。在这些国家人均 GDP 与目前中国相当之后的 30 年,即 1964 年的美国居民消费占 GDP 的比重为 57%, 1987 年的日本消费占比为 55%, 以及 2017 年的韩国消费占比为 49%。同样按 14 亿人口和美日韩三国人均 GDP 的走势和消费占比, 我们可以得到中国在 30 年后三种路径下的居民消费总规模,即 26.3、 18.4 和 16.3 万亿美元,分别是 2017 年居民消费规模的 7.0、 4.9 和 4.3 倍。
 
由此可以说明,中国未来消费潜力巨大,可以成为经济中速增长( 4-6%左右)的主要动力。上述分析表明,未来 30 年,按不变价计算,中国消费支出大约可以增长 4-7 倍左右。但是,如果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因素,增幅将大幅度提高。 过去 30 年,美日韩消费支出扣除物价因素后分别上涨 2.4, 1.6 和 3.8 倍,三国本币通货膨胀分别上升 2.2、 1.2、 3.2 倍, 名义值累计分别增长 4.4, 1.6 和 14.8 倍,名义增速接近实际增速与 CPI 相乘, 部分差距或来自不同国家统计口径的不同和调整。 中国过去30年通胀上升4.5倍, 以此推算未来30年,按人民币计价, 中国名义消费增幅或可能会高达 18-32 倍左右。 比较而言,如果维持过去30 年的名义消费支出增速, 即年均增长 14.1%, 未来 30 年,人民币计价的中国名义消费支出将增长 52.5 倍。
 
可以预料的是, 除非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否则, 中国消费规模超越美国,将较 GDP 赶超要慢得多。目前,中国消费总规模已经超过日本,但仍只是美国的 30%。
 
情景一: 假设 1) 按日本的路径, 即中国维持日本 1957 年后 30 年的增速; 2) 中国人口规模不变,即维持 14 亿人口; 3) 以美元实际值推算,即按照现在汇率计价; 4) 美国维持过去 10 年增速(约 2%年度实际增速) , 中国 GDP 将于 2026 年左右超过美国。 但是, 由于中国目前居民消费占比偏低,即使按照日本 1957-1987 年的增长推算,中国未来 30 年都难以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图表 11)。
 
情景二:如果我们调整假设 1)为按照中国过去 10 年增速(即美元计价的 8.2%年实际增速) 外推,同时维持美国的路径不变,那么,中国 GDP 同样将于 2026 年左右超越美国,但消费总规模或于 11 年后的 2037 年左右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中心(图表 12)。
在讨论消费数据的国际比较时, 需要区别三大因素,即一个国家的通胀、 汇率和人口变化,对消费规模估算产生的重大影响。 以美国为例, 1976-2006 期间,美国居民名义消费支出增加了 8.1 倍, 实际消费支出增加了 2.7 倍, 两者之差主要来源于通货膨胀以及人口的变化。 以日本为例,则需额外考虑日元与美元的汇率, 在 1970-2000 年间, 日本以美元计价的消费支出名义值增长了 26.7 倍, 而实际值只增长了 3.1 倍, 除了通货膨胀和人数变化外,日元相对于美元还升值了 320%。
 
上述讨论表明,如果政策措施得当,未来 30 年中国存在着保持消费继续较快增长的需要和可能。 在制造业增速放慢的时候,消费是中国经济继续保持中速增长的主要动力。 中国未来的消费规模,很可能介于情景一和二之间。 重要的是, 消费增长是一个慢变量,因而需要更早、更快地采取措施鼓励消费,具体措施包括加快城市化进程、大规模减税、大幅度提高退休保障和医疗保障水平等。
 
二、 消费结构的演进
 
中国的消费水平可能被低估,但从目前中国部分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数据看, 与当年人均GDP 跟目前中国相似时的美国、日本和韩国很接近。 概括而言, 中国目前居民消费的发展阶段大致相当于美国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五十年代和韩国八十年代。 我们从三个方面做比较:
 
前面提到, 以 2010 年美元计价的人均 GDP,中国目前相当于美国的 1934 年、日本的 1957 年和韩国的 1987 年;
 
从食品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例看,中国目前相当于美国的 1930 年代(由于数据原因,没有具体年份) 、日本的 1970 年和韩国的 1988 年(图表 13) ;
 
从每 1000 名居民拥有的机动车数看,中国目前相当于美国的 1923 年、日本的1969 年和韩国的 1992 年(图表 14) 。
在这之后的 30 年时间里,美日韩的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在之后的 30 年中(韩国为 2016 年数据) ,美国、日本和韩国的食品消费支出占比从接近 30%分别下降到 18.9%、 16.1%和 16.3%; 每千居民拥有的机动车数从 134 辆分别增长到 351、 582和 425。 这表明,食品消费支出占比将下降近一半,而每千居民汽车拥有量将有两三倍以上的成长。
 
从国际经验看, 综合而言, 随着人均 GDP 的增长,消费行业将出现分化,必需品的消费增速慢于非必需品的增速。结果是, 在整个消费支出大类中, 必需品消费支出占比下降,非必需品消费占比支出提高。 由于早期数据缺乏,我们分析美国 1976 到 2006 这三十年和日本稍早的 30 年(1970-2000)的消费结构变化, 结论非常接近(图表 15 和 16) 。
 
我们可以粗略地将每日消费占比均下降的行业归为必需品,占比都上升的归为非必需品。根据这一定义,必需品包括食品、烟酒饮料、服装鞋类、家具和家庭设备;非必需品为健康医疗、教育、休闲娱乐、运输通讯、水电燃料和住房。
比较而言, 日本 1970 年的消费结构与当下中国更为接近。 1970 年,日本的食品烟酒, 衣着, 医疗保健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分别为 30.8%, 7.9%和 7.8%, 而 2016 年,中国上述三项消费支出占比分别为 30.1%, 7.0%和 7.6%, 非常接近。在教育文化娱乐, 居住支出等方面两国也具有很大的类似性。 受通信技术进步和房地产价格上升的影响,中国目前的交通信息、 居住及水电支出占比较当年的日本高一些。
 
图表 17 揭示了日本从 1970 年开始 30 年后非必需品消费支出占比的变化, 或许可以预示中国现在以后 30 年消费结构的变化。 可以看到,在随后的 30 年间,日本居住及水电支出、 医疗保健支出、 教育文化娱乐支出,以及交通通讯消费支出占比均成倍增长,应是未来 30 年中国最具成长性的消费行业。 与此同时, 日本的食品烟酒消费、 衣着消费和生活用品消费支出占比持续下降, 占比大都接近减半(图表 18)。 其中, 食品烟酒消费占比下降最多, 从 1970 年的 30.8%下降到 2000 年的 16.1%。 中国目前的食品烟酒消费份额为 30.1%,可以预计在接下去三十年中, 占比很可能会减半至 15%左右。
从中国分省的消费结构数据来看, 人均 GDP 与消费占 GDP 的比重呈现 U 型关系,即消费占 GDP 的比重会随着人均 GDP 的上升先下降,后上升(图表 19) 。 目前,北京, 上海,浙江等较发达地区的消费 GDP 占比已经随着人均 GDP 的上升而走高。 食品消费占比与人均 GDP 存在着较强的负相关关系, 未来食品占比必然会不断下降(图表 20) 。
从分省数据看,中国较为发达的江苏、浙江和广东,从食品支出占比和每千人拥有汽车数量等指标来看,基本上跟随韩国、日本和美国的发展路径。相对而言,中国食品消费占比总体跟日本接近,但高于人均 GDP 相同水平时的美国和韩国(图表 21)。 从每千人拥有汽车数量看,中国发达省份低于人均 GDP 相同时的美日韩三国(图表 22)。
按照必需品与非必需品的分类方法,同时结合国家统计局东部、 中部、 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区域划分2, 我们发现, 过去十几年, 各个地区的必需品消费支出占比都在下降, 尤其是在 2013 年之后下降速度加快,不同地区的同步性或受统计口径变化等非经济因素影响,也有代际消费升级的支撑(图表 23) 。 2016 年,西北地区必需品消费支出占 47.1%,分别高于中部和东部地区 3.0 和 5.5 个百分点。 在 2002-2016 年间, 东中西和东北必需品消费增速分别为 2.6, 3.1, 3.1, 3.3 倍,而非必需品增长倍数则达到了 4.8, 4.7, 4.4, 和5.5 倍,除东北地区的非必需品消费支出数据好于其他三个地区外, 其他数据变动方向与经济走势基本一致,即东中西必须品消费支出增速梯次上升,而非必需品支出增速递减,只是东中西部地区的消费支出增速差距并不明显(图表 24) 。
国际比较显示,中国东中西部地区非必需品消费支出占比,基本上在日本与韩国的范围之内(图表 25)。即使在东部较发达地区, 2013 年以来,非必需品占比已向 60%靠拢, 接近日本相同人均 GDP 时的水平。 30 年后,这一水平可能接近 80%,即有 20 个百分点的上升空间。
 
中国必需品消费支出占比下降是大势所趋,但这并不代表中国必需品消费没有成长的空间。由于消费基数低,即使按目前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10%左右的增长, 30 年可以累计增长 19.2倍。 中国分省的经验显示,必需品消费支出占比与居民储蓄率负相关,即降低居民储蓄率,可以提高必需品消费支出占比,部分原因是低收入地区预防性储蓄比重较高(图表 26) 。
三、 消费将如何改变中国?
 
消费改变中国,也将改变世界,这是由中国的大国效应和发展阶段决定的。一个大国难以可持续地通过出口和全球消费来支撑其现代化;相反,大国的优势恰恰在于,不需要依赖外国需求来实现本国的现代化。从目前中国的发展阶段来看,消费和消费升级将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
 
消费改变中国的方方面面,最重要的是以下三个方面:通过消费升级带动制造业升级;从出口大国到消费大国的转变,是一个从外贸顺差向外贸逆差转变的过程;消费驱动的外贸逆差,是人民币先区域化后国际化的基础性支撑。
 
3.1 消费升级带动制造业升级
 
对中国的增长模式而言,全球金融危机是一个重要的拐点。当全球贸易受挫,中国制造业就难以继续依靠出口维持快速增长。 2008 年以后,中国货物出口和制造业占 G20 市场份额开始出现“剪刀差”,这个缺口近来继续扩大(图表 27)。相应地,出口交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持续下降(图表 28)。这预示着三种可能,一是全球贸易继续复苏,通过增加出口来缓解国内产能过剩压力;二是通过鼓励国内消费,确保总需求有一个合理的增长空间;三是放慢制造业的增速,相应地容忍 GDP 增速放缓。这三种路径中,鼓励国内消费更具建设性,经济增速或仍有放慢, 但消费增长韧性有助于提高整体增长的韧性。
 
目前中国政府强调创新和制造业升级,这是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然而,创新和升级不只是解决存量问题,更需要解决增量问题,因为只有增量才能带动经济增长。鼓励消费就是创造增量空间,打开制造业升级的空间。
在未来 30 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的策略或是,确保制造业占 G20 的份额基本稳定甚至略有增长,同时大力提升消费占比。从中长期来看,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在制造业占 G20份额不能大幅度提升的情况下,如何确保 GDP 份额的持续提高。从上个世纪 60 年代到现在,美国制造业占 G20 的份额已经跌去一半以上,然而,美国 GDP 的份额仅略微下降,背后的支撑力量就是国内消费(图表 29)。按照名义汇率计算,中国消费支出已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继中国成为出口和制造业大国之后,能否成为消费大国,将决定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图表 30)。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可以说,中国的消费升级决定了制造业升级的空间,即制造业增长的空间主要决定于消费升级的能力和空间。
3.2 消费升级降低贸易顺差
 
中国成为消费大国的过程,基本上是一个外贸顺差减少的过程。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低端制造业转移之后出口减少,这一过程通常与消费升级同时发生;二是消费升级带动进口增长。
 
中国离贸易逆差国并不遥远,而且,贸易逆差也不是洪水猛兽。从国际经验来看,消费占GDP 的比重通常与外贸顺差占 GDP 的比重负相关。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美国消费占比上升了将近 10 个百分点,使美国逐渐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逆差国,在这一过程中外贸顺差与消费占比高度负相关(图表 31)。从 1970 年到现在,德国一直保持了外贸顺差,但顺差占 GDP 的比重与消费占 GDP 的比重也是高度负相关(图表 32)。
亚洲国家日本和韩国也有相似的负相关关系,但是消费的路径并不完全相同。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日本和韩国基本上都保持了外贸顺差,但日本消费占 GDP 的比重继续上升,韩国的消费占比却保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图表 33 和 34)。两国的最大区别是,韩国是一个较小的国家,其增长主要依赖出口,而日本却难以依靠更多的出口来维持经济增长,或者说,日本采取的是出口和国内消费两条腿走路的办法。即使如此,也没有阻止日本GDP 在全球比重的下降。
除八十年代一些年份外,中国一直是外贸顺差国。但是,近来外贸顺差也有下降的趋势,其占 GDP 的比重已经从最高峰的 6.5%至 2017 年的 3.5%(图表 35)。今年 3 月中国出现了297.8 亿元的贸易逆差,是 2017 年 2 月以来的第一次。 尽管这并不意味着近期中国会出现年度逆差,但低端制造业转移和消费升级与进口增加,中国未来会出现更多的月度逆差,最终成为年度逆差国的可能性将大幅度增加。
 
总而言之,各国经验基本一致,即居民消费占比与外贸顺差占比呈负相关关系。图表 36中,惟有印度的情况似乎有所不同。外贸逆差可以发生在新兴市场经济,也可以发生在发达国家,从较长的时间来看,这无关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也与本币贬值和资金外流没有必然的联系。
3.3 消费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很多因素决定着一个货币的国际化进程,但我们认为,消费或与消费相匹配的外贸逆差是关键因素之一。 有不少指标都可以衡量一国货币全球化的指标, 从全球交易投资货币的角度看,消费和贸易占比基本上可以解释一个货币的国际化程度(图表 37)。相比之下,受政策管制的影响,目前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低于其基本面所决定的比例,也就是说,人民币的国际化潜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从全球经验来看,外贸逆差国家本币国际化的可能性较大。主要国家的外贸顺差占 GDP 的比重与全球交易投资货币中本币的占比呈负相关关系,即一个国家的顺差越多,其本币的国际化程度就越低(图表 38)。换句话说,那些贸易逆差国,即进口大于出口,将有更多的本币流向海外,推动本币的国际化。当然,贸易顺差国本币也会随其经济总量的扩大得到更加广泛的使用,但该货币国际化的进程有较大的可能性被逆转,日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如果国际经验对中国适用,高额外贸顺差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制约因素。从主要国家和地区看,中国是最大外贸顺差国,远高于欧洲,而美国则是最大的逆差国(图表 39)。不过,这并不排斥人民币仍然可以逐步国际化,国内金融改革和金融开放都有可能推动人民币的国际使用,使之在国际金融市场发挥与经济实力相适应的作用。
 
本币国际化将助力海外投资( ODI)扩张,进而进一步推动本币的国际化。国际经验显示,一国货币越国际化,对外直接投资占全球的比重就越高(图表 40)。“一带一路”战略规划的实现,一定是以人民币为中心的战略。人民币国际化与国内改革和消费升级高度相关,但这两个都是慢变量,由此我们也可以认为,“一带一路”将是一个渐进的长期过程。
到目前为止,尽管中国总体上是一个贸易顺差国家, 但也存在着区域性贸易逆差,这决定了人民币国际化首先会从区域化开始。 在 G20 国家中,中国跟大多数发达国家(德国、日本和澳大利亚除外)和资源型新兴市场经济存在外贸逆差,对这部分以中国需求为主的商品,存在着人民币定价的潜在可能性(图表 41)。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与其中的一些国家存在着外贸逆差(图表 42)。与这些贸易逆差国之间,人民币区域化有可能率先开始;然后,随着中国消费实力的上升,最终推动人民币逐渐成为主要国际货币。
 
人民币国际化,将带动更多的以人民币计价的海外直接投资,配合中国的消费升级与进口增长,是实现“一带一路”战略目标的重要前提条件。
四、 布局全球消费中心
 
中共中央政治局 4 月 23 日召开会议,时隔三年再提“扩大内需” , 提出要把加快调整结构与持续扩大内需结合起来。这固然有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新不确定性,但重要的是,此内需或与之前的内需不同,扩大国内消费很可能成为“新内需” 。
 
鼓励消费,是化解中美贸易摩擦的良药。首先,中国的贸易顺差将随着消费升级和制造业转移而逐步下降,中国与美国贸易摩擦最激烈的阶段即将过去。从这个角度看,中美贸易争端的经济风险或迎刃而解。其次,如果贸易摩擦是被用来遏制中国崛起的手段,国内消费增长正好可以对冲外部风险,消费升级仍有可能推动中国制造业创新与升级,也可化解政治风险。
 
我们可以据此认为,美国发起的贸易摩擦或“贸易冷战”,或许曾经成功地遏止了苏联、德国和日本的崛起,但这一招对于中国并不一定适用,中国仍有足够的优势、空间和措施,在未来十年内,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20 年后,中国有可能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中心。布局中国消费升级,就是布局中国的未来,需要把握以下几个关键词: 品牌、标准化、代际升级、新业态、世界级企业。
 
第一、 突出品牌优势。 过去很多消费品牌主要来自欧美发达国家,这是由他们的消费实力决定的;大国大众消费崛起,特别是非必需品消费需求的可持续增长, 就是中国消费品牌崛起的过程。即使是现在的西方消费品牌,只有跟中国消费市场相结合,才可能保有其品牌优势。
 
第二、 实现标准化可复制。 即使在必需品消费方面,中国仍有明显优势。 以麦当劳肯德基为代表的西方快餐风靡全球,而目前中餐还没能有一家全球性的企业,关键找到中餐标准化的突破口。 相对而言, 火锅的标准化程度是最高的; 随着 AI 的普及和大数据的运用,中餐在食品标准化这一问题上很可能会迎来新的突破口。
 
第三、代际消费升级方兴未艾。 代际消费升级,也是消费创新的过程。 随着 80 后, 90 后,乃至 00 后的逐渐成长,代际更迭引发的消费升级显得越来越重要。在个性崛起的时代,小众兴趣衍生倒逼消费升级。现在的年轻人就是未来的消费主力军, 意味着未来中国储蓄率下降和家庭杠杆率进一步提高,由于年轻人消费的收入弹性高,收入增加会带动非必需品支出较大幅的增加。
 
第四、互联网时代的新业态,使得中国在消费在很多方面后来居上。 在互联网的时代,体量是关键。中国世界级互联网企业的崛起, 跟消费市场规模优势的叠加交互影响是分不开的。从目前市值来看,中国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和腾讯, 已经与美国的亚马逊和Facebook 相当。 在移动支付领域,中国已经远远领先于美国。 据估算, 2016 全年美国移动支付规模是 1120 亿美元, 而中国移动支付的市场规模高达 5.5 万亿美元,是美国的近50 倍。 中国移动支付技术领先美国,在“无现金社会” 方面领先一筹。
 
第五、 发现和布局世界级企业。 1955 年财富世界 500 强名单中,只有 60 家公司出现在了2016 年的榜单中。在 1955-1994 年中,每年有 8.5 家新企业跻身 500 强,在 1995-2016 年间更替速度加快到了每年 14.2 家(图表 43) 。 在 1996-2016 年这 20 年间,全球 500 强中, 日本企业从 141 家锐减为 52 家,而中国则从 2 家大幅跃升到 110 家, 这背后最大的原因在于中国庞大的制造业的崛起。 目前, 中国进入全球 500 强的企业绝大部分是大型国有企业,零售消费公司占比较少。 据统计, 2015 年, 全球 100 强零售与消费公司里,美国占了 39 席,中国只占 7 席(图表 44) 。在消费升级的大背景下,结合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 一批具有成长性的本土零售与消费公司正在崛起, 提早发现和布局这些未来的世界级企业,将是价值投资者的必争之地。
 
文章载于“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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